一八二二年七、八月间，英国潘莱（Penley）剧团到巴黎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巴黎观众对此表现异常激烈：“在开演之前就已经嘘声哄叫、大喝倒彩，舞台上的表演连一个字也听不出了。英国演员一出场，他们就攻之以苹果和鸡蛋；不时叫喊：讲法语！”

结果演出不得不停止。显然，巴黎人并不欢迎莎士比亚。

巴黎人，这是怎么了？有什么理由非要拒绝莎士比亚呢？

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直截了当告诉你：他们太习惯了古典主义了，看不惯浪漫主义的莎士比亚。

所以，莎士比亚一出现，就把法国古典派的习惯给触痛了。

古典派认为，戏剧一定要遵循“地点整一律和时间整一律”：悲剧表现行动必须限制在二十四小时或者三十六小时之内，场景的地点不许变换。由此，法国人才认为“法国戏剧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而且是唯一合乎理性的”。

然而，在一场戏剧中，“三一律”并不是非遵守不可。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法国作家的浪漫主义作品来看，司汤达认为，戏剧的优劣与否，全在于它能否使人沉浸于“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完全幻想的美妙时刻”实际上就是看戏时的一种忘我状态，在这一状态中，全身心地投入到戏剧所呈现的世界中，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着的。如果一部戏剧能够出色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即便它不遵照“三一律”，也是好戏。“完全幻想的这些短促的瞬间，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比在拉辛的悲剧中遇到的机会更多。”在完全幻想的瞬间之中，“观众的心灵展放开来”，心灵才真正得到了艺术的真正滋养。

古典派还认为，戏剧必须是由亚历山大诗体写就的。司汤达则反驳，倘若如此，戏剧给人带来的愉快仅仅是欣赏史诗的愉快，而不是欣赏戏剧的愉快。

尽管如此，习惯总是根深蒂固的，要摆脱习惯的形式所带来的习惯的愉快，必须求诸于己，深入体会自己的心灵所需。所谓：对聪明人无需多言。因此，司汤达寄希望于年轻人：“他们的心灵对强烈印象具有感受力，戏剧欣赏的愉快会使他们抛开虚荣。”

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第二部分的献词也表明了这一点。

老人：“让我们继续下去吧。”
青年：“让我们检查一切。”
十九世纪就是如此。

那么，十九世纪法国的古典主义习惯究竟有多么不可克服呢？

在司汤达看来，这一习惯仅仅是出于“判断一切”的“癖好”：

我到圣雅克路和奥代翁路的文学阅览室，去要了一份阅读最多的图书的书目，原来读者读的最多的不是拉辛、莫里哀、《堂吉诃德》等等，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每年也不过借阅三四本，阅读最多的是拉哈泼的《文学教程》，足见判断一切的癖好在我们民族性格中是何等根深蒂固，足见我们战战兢兢的虚荣心多么需要把现成的观念充塞到谈话中去。

这种“判断一切”的“癖好”意味着，人们不是去“阅读荷马”，而是“重新审定荷马”。尽管，“我们当中没有人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认为我们进入的新的生活秩序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学”，但是，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给了“判断”，以至于人们无暇重温古典作品，古典主义在他们那里，仅仅是形式上的荣光。

所以，貌似是对古典主义的热爱，实际上是对古典主义形式的盲目推崇，并没有触及到古典主义的精神内核。从根本上来说，古典主义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的精神气质相配，正因为如此，它才有可能凝练为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美学效果。

每个时代都像一片土壤，有其各自的出产，古典主义属于古典时代。

19世纪，“从一七八五年到一八二四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从我们有史两千年以来，在习惯、思想、信仰中，都发生了空前的革命性的急骤变化。”

古典时代过去了，这片土地正要绽放自己花朵，它被称为：浪漫主义。

热爱古典主义决不能作为否认浪漫主义的原因，而提倡浪漫主义也并不是要蔑视古典主义。司汤达用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恺撒的军队曾经攻打我们的先祖高卢人，后来人们发明了大炮的火药，难道因为这个理由恺撒就不是伟大的统帅了吗？我们认为，如果恺撒在世，也许他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军队军队也要有大炮装备。卡谛纳或卢森堡，因为有了炮兵工厂，所以三日之内就把牵制罗马军团达一月之久的一些要塞攻克下来，难道因此人们就可以说卡谛纳或卢森堡是比恺撒更伟大的指挥官？照这样推论下去，弗朗索瓦第一在马利尼央，也许会有人对他说：不要使用你的火炮，恺撒是没有大炮的，难道你自信比恺撒还要本领高强？

所以，司汤达才会断言：

在拉辛看来，悲剧不可能按照另一种方式去写。如果拉辛今天还活着，而且敢于找新规则创作，他肯定写得胜过《伊斐日尼》一百倍。他会使观众泪如泉涌，而不是只引起赞赏敬慕，有点冷冰冰的感情。

进一步来说，作为习惯的古典主义，根本不是真的古典主义。它仅仅表现为舞台上的“优美诗句”与“优美舞步”，及由此而引起的“赞赏敬慕，有点冷冰冰的感情”。通常，为了符合古典主义，一句朴实的话都要用亚历山大诗体表达出来。比如，亨利第四说：我希望我的王国的最穷苦的农民至少在礼拜日能吃到炖鸡。用诗体表达就变成了：

总之我希望：在标志着休息的日子里，
住在贫苦村庄里一位勤劳的主人，
多亏我的善举，在他那不太寒酸的餐桌上，
能陈列几盘专为享乐而设的佳肴。
——《亨利第四之死》，第四幕。

必须强调的是，司汤达批判古典主义者，是为了让人们对古典主义有真正的认识，不是去重新而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古典主义，惟其如此，也才能体会到浪漫主义到来的必然性。

一切伟大的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就是古典主义者。

此外，我们从司汤达的讲述中也体会到了古典主义作为形式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角色。

司汤达曾经三次随拿破仑一世大军南征北战，之后，由与意大利烧炭党人关系密切，不能不说他深谙政治的力量。他知道在共和的理想覆灭之后，古典主义的形式是复辟的波旁王朝最美丽的衣裳。

司汤达告诉我们，“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图书馆馆员，他为不失去他这个职位，只好表态表示拥护古典派思想……”

还有不太妙的“检查制度”：“请看《安达卢西亚的熙德》这个剧本，里面不过是用手杖打了国王几下，于是也不能通过。”

由此，也不难看出法兰西学院“挺身而出”抨击浪漫主义的原因了。“在一个存在着反对派的国土上，法兰西学院在事实上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政府从来不允许属于反对派的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士进入学院；可是广大公众是永远固执己见的，公众对于部长所收买的高贵作家们也很不公正，于是，法兰西学院就变成他们的残废军人养老院了。”

所以，巴黎停演莎士比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个小小的审美习惯问题，实际上它涵盖了法国王政复辟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美学、戏剧等诸多问题。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作为思潮，不是文学的专利，它是各自所代表的时代的全称。

正是在这个理解基础上，司汤达才说：“浪漫主义者决不隐瞒这一事实，即他向巴黎人建议的是世界上最为困难的事情：重新考虑习惯的问题。”不过，司汤达更强调每个人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灵，让自己的心灵来指引自己。

一本书并不能改变读者的心灵。鹰隼从不飞到草坪上去吃草，欢跃的山羊也不以鲜血为食。至多我只能对鹰隼说：到大山那个地方，那里可能找到肥美的羔羊；我可能对山羊说：这里岩石隙缝里有最好的欧百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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