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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26 11:22:37 来自:刘国良(语文老师) |
一个愚蠢的谋士
江苏省如皋中学 刘国良
“鸿门宴”可谓中国历史上最重大也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宴会的主调是要取刘邦性命，却因项羽心中了无杀刘之意，干戈柔化为玉帛，以刘邦戏剧性地逃脱而谢幕。人们评说此事时总免不了要替项羽惋惜几句，认为项羽最终的败北实际上是从鸿门之宴开始的，项羽的“妇人之仁”决定了他最终只能兵败自刎。有人甚至认为，项羽要是能听从谋士范增的意见，中国的历史将会被改写。未按范增之意行事也就成了贬抑项羽的重要依据之一，范增之“智”反衬出项羽之“愚”。因此，在我们分析项羽放弃杀刘的种种原因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位重要谋士的所作所为，看看这位大谋士是不是真正地“智”。
我们先看他在宴会前对项羽说的一番话：
“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说刘邦“志”不小，这是事实，但作为谋士，对未来形势的推测却是建立在“望气”之上，并断言刘邦之“气”为天子气，大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之嫌，实在是不可取的，只能给人以顽钝痴騃之讥。对此有人这样评述：“增既知为天子气，又云：急击勿失，亦愚矣！”（倪思即语，见《补标史记评林》）联系其于鸿门之中的所有表现，我们不难发现，范增的这种“愚”绝非仅此一宗。宴会开始，宾主坐定，范增即“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暗示项羽采取动作，但“项王默然不应”。项羽为什么不应？身为“亚父”的范增却似乎并不知晓个中真正缘由，而是理解为“君王为人不忍”。说因为此前项伯“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而善遇之”之言所强调的“义”对项羽起到某种诱导作用，让项羽没有了“督过”之意，这是可信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巨鹿之战后，项羽“为诸侯上将军，诸侯所属焉”，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加之他谨尊怀王之约，珍视与刘邦的袍泽之情，又有着晋文公所谓“以乱易整，不武”，不愿将诸侯引向自相残杀的争斗旋涡之中的政治期许，所以在项伯开导及刘邦到来之后以“臣”自称谦恭之极之后，自然不会有杀之心。而这一切谋士范增似乎未能窥知主子心思，仍在一厢情愿、急不可耐地盘算着他的杀刘大计，岂不愚焉？
杀刘心切的范增此时已顾及不到项羽同意与否，独自出帐召项庄，导演了一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闹剧。可惜，“楚人起舞本为楚，中有楚人为汉舞”（南宋·谢翱《鸿门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这种带有威胁性的“提醒”，给人的感觉是身为谋士的他方寸已失，对形势的认识肤浅且片面。因为，就当下实际而言，刘邦就在他们的营中，即便此时杀不了，项方也断然不会有“为所虏”之虞；就双方兵力以及项刘历次战况而言，战场上的刘邦从来就不是项羽的对手。当然，退一步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范增此举是为主子着想，尽效忠之心，但位高权重备受尊重的他，杀此时的刘邦有必要采取偷袭行刺这一为人所不齿的下策吗？行刺不成，刘邦侥幸逃脱，他接受刘邦馈赠则“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真可谓“楚国孤臣泣俘虏”（谢翱）。我们用“气急败坏”、“黔驴技穷”形容当时的范增似乎并无不妥，既鲁莽又失态，真真让人难以相信“七十老翁，有如是其鲁莽者乎？其非实录，不待言矣！”（吕思勉《秦汉史》）哪里像一个有声望的谋士？从策划宴会、刘邦入帐、张良召樊哙、樊哙虚妄高论、沛公如厕，到最终逃离，时间应该是很充裕的，范增究竟“谋划”出了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既无周密严戒的部署，又无刺杀行动的详尽步骤、实施要领，更无刺杀不成调兵追击的事后补救，事到临头才想到还有个持剑在外的项庄，失手之后只会僵坐帐中怨天尤人。对此有人作过如下精彩的评析：
“当时鸿门之宴，必有禁卫之士，诃讯出入，沛公恐不能辄自逃酒；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时，沛公良哙三人俱出良久，羽在内何为竟一不问？而在外竟无一人为羽之耳目者，任其出入往来，而莫之谁何……恐无此理！矧范增欲击沛公，惟恐失之，岂容在外良久而不亟召之耶？”（董份语，见《补标史记评林》）
项羽杀不杀刘是他的事，不杀之因除了我们上面的简单叙述外，还有很多。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谋士的范增有没有怂恿并实施刺杀计划的必要。谋士者，谋划也，以智取胜也，想主子所未想，壮主子声威以成大业也。可范增呢？我们只要将其与刘邦的谋士张良作一简单比照便可发现，范增这个谋士的“愚”实则见识逼仄目光短浅之“愚”。张良是“智”的。这种“智”，在鸿门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淋漓。项伯引之俱去，他想转告刘邦，却并不直言，而说自己“为韩王送沛公”，受韩王之托不救沛公，自己逃走“不义”，巧妙地将项伯对自己的情谊转换成与刘邦之间的情谊，让项伯心甘情愿地成了刘邦的“死党”，危急之时“以身翼蔽”，何其“智”也！入帐告辞，解释刘邦逃离之因却是“闻大王有意督过之”，完全将责任推到项羽一方，似乎表明这样的逃是合情合理迫不得已的，呵护主子，在道理上道义上不输一筹，何其“智”也！可范增呢？主子不想“不仁”，他却非要陷其于不义，私自采取行刺这一低劣的手段，败坏声威，哪里是谋士所该为之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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